渡海

一、台馬之星

十二月的一個週五，基隆港，晚上九點多，風從港口灌進來，帶著柴油和海水的味道。

「台馬之星」靠在西岸碼頭，整艘船亮著燈，白色的船身在黑水上晃著一條一條的光。我拖著一個太大的行李箱排在隊伍裡，箱子裡一半是我的衣服，一半是給他的發熱衣、毛襪、暖暖包，還有兩罐我媽醃的鳳梨豆醬。

我的左手一直捏著右手的虎口。

這是我媽教的。小時候坐客運去台北，我會暈車，她就把我的手拉過去，拇指壓在虎口上，壓得我發痛。「按這裡，就不會吐。」後來我發現，想哭的時候按這裡，也哭得出來的眼淚會被壓回去。

我叫許以晴，二十一歲，基隆人，家在正濱漁港旁邊，在美髮院當助理。這是我第一次一個人離開本島，第一次搭過夜的船。

這艘船我從小看到大。它晚上從西岸碼頭開出去，隔天晚上又開回來，我看著它進進出出好多年，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拖著箱子走上去。

船票來回、民宿八晚、跟店長請九天假被扣的薪水，加上箱子裡那些東西，差不多兩萬四千元。那是我存了半年的錢。

可是我不是為了見他才花這筆錢的。見面，等他退伍就見得到了。我漂洋過海，是為了把一句話親手送到他面前。這句話我在電話裡講不出口，在基隆講不出口，我想，也許走得夠遠，就講得出來。

通鋪在船艙下層，一格一格的床位，旁邊是回馬祖的阿伯、穿迷彩服的阿兵哥、抱著小孩的媽媽。九點五十分，船身一震，離開了碼頭。我躺在自己那格床位上，看著手機訊號一格一格消失，然後從外套口袋裡拿出一張摺了很多次的便條。

上面只有一句話，寫了又劃掉，劃掉又重寫，紙都快爛了。

我對著船艙的天花板小聲念了一次。聲音太小，被引擎聲蓋過去。我又念了一次，才發現自己念之前會先吸一口氣憋住，吸得太用力，念到一半就沒氣了。

我開始練習呼吸。吸氣要慢一點，不要讓他看出來我在緊張。吐氣的時候，把那句話一起吐出來。

船開出港口，浪大了起來。我捏著虎口，在黑暗裡練了一次，又一次。

二、兩萬四千元

半年前的一個晚上，十點多，他打電話來。

阿哲在北竿服一年的兵，四月入伍，晚上收操以後才能用手機。他平常一打來就講冷笑話，講營區的狗、講班長的鼾聲、講外島的風大到連蚊子都飛不起來。那天他安靜了很久，才說：「以晴，我想簽志願役。」

我在美髮院後面的倉庫裡，手上還有沒洗掉的染膏。

他說簽了要多待四年，加給比較多，存得到錢。他講得很快，好像怕我打斷他。

我沒有打斷他。我捏著虎口，捏到指甲都陷進肉裡，然後說：「好。」

「妳真的覺得好？」

「都可以啊。」我說，「你決定就好。」

掛掉電話以後，我在倉庫裡站了很久。他入伍前那天晚上，我們坐在和平島的海邊，他指著港口對面的燈說：「一年。一年我就回來，我們一起開店。妳剪頭髮，我煮早餐，店就開在妳家巷口。」

那天我說的也是「好」。

兩次都是同一個字。可是我心裡知道，第二個好是假的。

我沒哭。從倉庫出來，我把剩下三個客人的頭髮洗完，回家吃飯，洗澡，睡覺。

第二天，我去郵局開了一本新的存摺。助理的薪水一個月兩萬六，大半拿給我媽貼家用，剩下的固定存四千。同一天晚上，我在一張便條紙上寫下第一句想跟他說的話。寫完覺得太凶，劃掉了。

我媽看我每天晚上躲在房間裡寫東西，以為我只是想他。

「想就想，」她說，「等就好了。等，就是愛。」

三、福澳港

週六早上七點多，船靠進南竿福澳港。

天是灰的，海也是灰的。我拖著行李箱走下船，風一吹，整個人往旁邊歪了一下。港邊的山坡上是石頭砌的房子，牆上寫著很大的標語，被風吹得褪了色。

我轉搭小船到北竿，二十分鐘不到。小船晃得比大船厲害，我坐在最後一排，一隻手抓著椅背，一隻手還在捏虎口。

有一個阿兵哥吐了，同袍幫他拍背。我看著窗外的浪，想起基隆。

想起阿哲第一次來美髮院，是陪他表妹來燙頭髮。他坐在等候區的沙發上翻了三本雜誌，最後走過來問我：「妳們這邊有沒有賣冷凍水餃？」我說沒有。他說：「那太可惜了，我在冷凍廠上班，可以算妳便宜。」

那是我聽過最爛的搭訕。我笑了一整個下午。

想起他在冷凍廠搬貨，冬天也穿短袖，因為冷凍庫裡是零下十八度，外面再冷他都覺得熱。想起他每次約會都遲到，一到就說「冷凍庫的門被冰黏住了」，每次都是這個理由。

想起入伍那天，他在火車站跟我揮手，說一年很快。

這些事一件一件疊起來，疊得很慢，像海邊的石頭，一顆壓著一顆，抹不掉。

小船靠上北竿白沙港，我才發現一件事：從基隆出門到這裡，坐了一整夜的船、又轉了一趟小船，我一次都沒有哭。半年前他說要簽的時候沒哭，存錢存到月底只能吃泡麵的時候沒哭，現在一個人站在陌生的碼頭上，也沒哭。

我跟我媽一模一樣。

四、塘岐的角落

週六下午，就是我到北竿的那天，阿哲有半天假，只能在塘岐附近活動，晚上要準時收假。

我在便利商店門口等他。塘岐是北竿最熱鬧的地方，其實也就是幾條街、幾家小吃店、一間廟、一家便利商店。風很大，招牌被吹得喀喀響。

他從街角走過來，頭髮剃得很短，臉被海風吹得又黑又乾。他看到我，先站住，然後笑了，笑得跟在美髮院問我冷凍水餃那天一樣。

「妳怎麼真的來了。」

「就來了啊。」

我練了一整夜的那口氣，在他抱住我的時候全部亂掉了。

我們在便利商店門口吃泡麵。他吃牛肉麵，我吃海鮮的，他把碗裡的肉夾到我碗裡，就像以前在和平島的時候。我們坐在廟埕的台階上，他講營區的事，講他學會修發電機，講有一隻叫「老班」的狗每天陪他站哨。

這是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地方，可是坐在他旁邊，那個角落熟悉得像我家巷口。

那句話一直卡在我的喉嚨裡。好幾次，他停下來喝飲料，我張開嘴，吸了一口氣，然後聽見自己說：「你這邊會不會很冷？我有帶發熱衣。」

我把話吞回去，吞了一整個下午。

天黑以後，軍車來塘岐接收假的人。風把沙從路邊捲起來，打在臉上，細細的，刺刺的。他上車前回頭說：「下禮拜我想辦法請外島假。」

我說：「好。」

軍車開走了。車尾燈在風沙裡變小、變模糊，轉個彎就不見了。我站在路邊，拇指壓在虎口上，壓得很用力。

我媽以前說，送君千里，就是人家走多遠，妳就在岸上站多久。我站在那裡看著他走，站得很好，跟我媽一樣好。

五、正濱的碼頭

我小時候，我爸在遠洋漁船上工作，一出海就是兩、三年。

每次船要回來，我媽就會帶我去正濱漁港的碼頭。她不坐，就站著，從早上站到下午，手裡提著一個保溫壺，裡面是我爸愛喝的麻油雞湯。別人家的太太會哭、會叫、會罵船公司，我媽從來不會。她只是站著，眼睛盯著港口。

我問她，為什麼不叫爸爸不要再出海。

她說：「講了，就是給人添麻煩。查埔人在外面賺錢已經很辛苦。」

她又說：「等，就是愛。」

我十二歲那年，船回來了，我爸沒有回來。船公司的人來家裡，說他在印尼上了岸，在那邊有了另一個家。

我媽聽完，說了一聲「好」，把人送到門口。

那天晚上，她在廚房把那壺麻油雞湯一點一點倒進水槽裡。她沒有哭。我站在廚房門口，看見她的左手一直捏著右手的虎口。

從那以後，她更安靜了。我也是。

我學到的事情很簡單：開口要，人就會走；忍住，至少還可以繼續等。

六、睡不著

民宿在塘岐後面的山坡上，老闆是一個六十幾歲的阿姨，講話尾音會往上飄，句子後面常常帶一個「噢」字。
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把便條攤開，看了又看。

我明明練了半年。從他打電話那天就開始寫，在船上又練了一整夜，連呼吸都練了。可是見到他的時候，我一個字都沒說出口。

我在夜裡想了又想，不肯睡，也睡不著。窗外的風一直拍著玻璃。

我一直跟自己說，不說，是因為體貼。他已經很辛苦了，他有他的打算，我不要給他添麻煩。我說「好」，是成全他。我忍著不哭，是為了他當初那句「一年就回來」，我不要讓他覺得自己食言，難過。

可是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很誠實地問自己：我到底在怕什麼？

我怕的不是給他添麻煩。我怕的是我一開口說「不要簽」，他會說「妳不懂」，然後我們就沒有以後了。我怕被拒絕，怕被丟下，所以我先不說。我忍住不哭，不是為了他的承諾，是怕一哭，就什麼都藏不住了。我把怕包裝成懂事，包裝成「等就是愛」，好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好女朋友。

就像我媽站在碼頭上那麼多年，她以為她在愛。可是她從來沒有讓我爸知道，她想要什麼。

我忽然覺得很冷，把棉被拉到下巴。

第二天早上，民宿阿姨端了一碗魚麵給我，看我眼睛腫腫的，在我對面坐了下來。

「等阿兵哥噢？」

我點頭。

她笑了，說她年輕的時候也等過一個阿兵哥，台灣來的。他快退伍的時候，她聽人家說他要回台灣，不回來了。

「我就跑去營區門口，」她說，「站在那裡等他出來，跟他講，你要走就講清楚，不要讓我在這邊猜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她用下巴指了指廚房。一個頭髮全白的阿伯正在剖魚。

「然後他就沒走噢。」她說，「話不講，人家怎麼知道。」

接下來那一個禮拜，我一直住在這間民宿。阿哲平日出不了營區，只有晚上收操以後能打十幾分鐘的電話。白天我一個人在北竿走，走到芹壁的石頭屋，走到看得見南竿的海邊，回來幫阿姨洗菜、剝蝦皮。每天晚上電話響起來，我都想，今天要講了。每天晚上掛掉電話，我都還是只說了「好」。

我在心裡數日子。下個週六，他說會想辦法請到一整天的假。那是我回台灣前的最後一天。

七、他也在怕

我在北竿等了一個禮拜。第二個週六，阿哲真的請到了一天外島假。我的回程船票是隔天週日的。

早上我們又坐在廟埕的台階上。他買了兩杯熱豆漿，一杯塞進我手裡。

我用左手捏著右手的虎口，捏得比哪一次都緊，吸了一口氣。說出口的不是那句練了半年的話，是一句更短的。

「阿哲，你怕什麼？」

他愣住了，看著我，好像第一次聽見我問他問題。

「你突然要簽四年，」我說，「我不相信只是為了加給。你在怕什麼？」

他低頭看著豆漿杯，看了很久。

然後他說了一件我從來不知道的事。他爸以前開貨運行，五年前倒了，留下一百多萬的債。他媽一個人在市場賣菜，每個月還一點。他在冷凍廠的薪水，大部分都拿回家了。

「我本來以為退伍就可以開店，」他說，「後來算了一下，回去還是在冷凍廠搬貨，債還是在那邊，店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年。妳那麼好，跟著我，什麼都沒有。」

「所以你要簽。」

「簽了錢比較多，四年，至少可以把債還掉一半。」他頓了一下，「我怕我回去一事無成，妳會後悔。」

「你為什麼不問我？」

「我怕妳說好啊。」他苦笑，「妳每次都說好。我就想，那妳應該什麼都可以等吧。可是我想知道的不是妳能不能等，是妳到底要什麼。妳從來沒講過。」

我坐在那裡，豆漿在手裡一點一點變涼。

原來他也在忍。他以為多賺錢是為我好，我以為不說話是為他好。我們兩個人用同一種方法，把對方推得遠遠的。

他的肩膀垂下來。我第一次看見他不講冷笑話的樣子。我把頭靠過去，他伸手把我抱住，我們在廟埕前面抱了很久，兩個人都嘆了一口很長的氣。

這是我們第一次，真的安慰了對方。

八、坂里的風

下午，我們走到坂里沙灘。

東北季風很強，整片沙灘只有我們兩個人。浪一層一層打上來，白得刺眼。風把沙從地上掀起來，漫天都是，打在臉上、灌進衣領裡，眼睛都快睜不開。

我從口袋裡拿出那張便條。

我本來想照著念。可是風太大，我才剛攤開，它就在我手裡啪啪地抖。我看著上面那一句被劃掉又重寫的字：你不要一個人決定。

我突然覺得，這不夠。這句話只講了他不要做什麼，沒有講我要什麼。

我把便條放開了。

風一下就把它捲走，捲上半空，翻了兩圈，往海那邊飛過去。我沒有去追。

我也放開了虎口。兩隻手空空的，垂在身體旁邊，有點不知道要放在哪裡。

說出口之前，我已經想過最壞的結局：他聽完，還是要簽，還是轉身走進這片風沙裡，像那天的軍車一樣越來越小。就算這樣，我也要說。這次說了，至少他知道我要什麼。

「阿哲，」我說，聲音被風吹得斷斷續續，我就喊得更大聲，「我要你回來。四月退伍，就回基隆。」

眼淚掉下來的時候，我沒有擦，也沒有忍。

「這是我想要的，不是命令你。債我們一起還，店晚幾年開也沒關係。如果算完了真的非簽不可，我會等，可是要是我們兩個一起選的。以後不管什麼事，你不要一個人決定，我也不要再一個人說好。」

風很大，他站在我面前，眼睛被沙吹得紅紅的。

他沒有馬上回答。他拉著我在沙灘上蹲下來，脫下迷彩外套，把我們兩個的頭一起罩住。外套底下很暗，風聲變得很遠。他拿出手機，打開計算機，把螢幕轉向我。

「那我們現在算。」

我們蹲在外套底下，一筆一筆算。他媽每個月還多少，他退伍回冷凍廠一個月多少，我升設計師以後多少，房租多少，店要多少。算到一半，他按錯了，罵了一聲，我笑出來，眼淚還掛在臉上。

最後那個數字出來了。不輕鬆，但是不用四年。

「我那時候說一年，」他看著螢幕說，「是我對妳講的。我自己要毀約，還說是為妳好。」

他把我的兩隻手握住，手心都是沙。

「我們回去。」他說，「債，我們一起還。」

不是「我不簽了」，是「我們」。

我哭到停不下來，哭到喘不過氣，半年沒哭的全部都哭出來了。他把我抱住，我們蹲在漫天的沙裡，外套被風吹得鼓起來，像兩個快被吹倒的人，可是誰都沒有倒。

九、這次換你看我走

隔天週日早上，北竿白沙港。

阿哲跟連長請了一個早上的假，穿著迷彩服站在碼頭上。

我上了小船，坐在靠窗的位子。手裡拿著的不是虎口，是回程的船票。

船開出去的時候，我回頭看他。他站在碼頭上一直揮手，揮到人變成一個小點，還在揮。

以前都是我站在岸上，看別人走。這是第一次，換人站在岸上看我走。

我還是哭了，哭得不能自己，旁邊的阿伯遞了一包面紙給我。可是這次哭，不用捏著什麼。我知道這不是送別。我媽說的送君千里，是站在岸上，人家走多遠就站多久。我們的送君千里，是兩個人一起走，走到山窮水盡，也是兩個人一起。

小船到了南竿，我在福澳港轉搭中午開的台馬之星，那天晚上回到基隆。我拖著空了一半的箱子，走路回家。回到家以後，我們每天晚上通電話。不是報平安，是各自講一件「今天本來不想說的事」。他說他跟班長吵架，我說店長叫我加班我其實不想。很小很小的事，講出口就沒那麼重了。

我們把沙灘上算的那張表重新抄了一遍，貼在我房間的牆上。他退伍以後回冷凍廠上班，我考設計師，兩個人一起還，一起存。努力一點，一年後可以在我家巷口租一間小店，前面剪頭髮，後面賣早餐。

過年的時候，我帶我媽去正濱的碼頭散步。她看了港口很久，忽然說：「妳去馬祖，是去共伊講話的喔？」

「嗯。」

她沒說什麼，只是牽起我的手。走了一段，她說：「妳比我勇敢。」

我把她的手握得緊一點。她的拇指，沒有壓在虎口上。

四月，基隆港。

阿哲退伍那天，船傍晚靠基隆。是我媽自己說要跟我去接的。她在基隆住了一輩子，卻從來沒走進過西岸碼頭——那是送人去外島的地方，跟她以前等漁船的正濱不一樣。出門那天早上，她燉了一整鍋麻油雞湯，裝進那個保溫壺，搭公車的時候一路抱在腿上。

傍晚，天還亮著，海是藍的。台馬之星從港口外慢慢靠進來，白色的船身在夕陽底下發著光。

我站在西岸碼頭，跟那天晚上上船的同一個地方。我媽站在我旁邊，手裡提著那個保溫壺。

這次我沒有行李箱，手上沒有票，也沒有便條。那片海我已經渡過了。我要送的那句話，在坂里的風裡，已經送到他面前了。

船靠岸了。甲板上擠滿了退伍的阿兵哥，每個人都在揮手、在叫。我在人群裡找了很久，找到一個剃著短頭髮、曬得黑黑的人，站在船舷邊，正在東張西望。

我吸了一口氣，不是練習過的那種。

然後我兩隻手攏在嘴邊，用我這輩子最大的聲音喊：

「陳家哲——！」

他轉過頭，看見我，整個人趴在欄杆上，用力地揮手。

我也揮手，兩隻手都舉得高高的，空空的，什麼都沒捏著。

我媽在旁邊，也舉起一隻手揮。她把保溫壺的蓋子轉開，熱氣冒出來，被海風吹散在碼頭上。

這次，她不是在等。她是來接人的。

（全文完）